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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文化现代化　文化学　价值
　　论文摘要:梳理评介了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关于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五种学理性资源或五种路径:从学科定位或者学科建设方面出发;围绕“文化自觉”展开;从价值或伦理视角契入;“文化认同”视角;寻求新的文化研究模式或方法论。提出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注定成为文化现代化问题回避不了且必须深刻照面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命题。文化现代化正是由一系列实践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所架构并不断创制。
    文化现代化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目前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如果以文化观和方法论这些根本性问题为切点，从中国大陆目前学术界看，文化现代化研究大致可以归划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从学科定位出发
    此观点论者认为，文化现代化就是“文化学”的建设。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他论述到，“文化现代化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向和精神追求，这是包蕴并体现着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效率意识、契约精神、公民意识、法制精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学建设和文化现代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他指出，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个阶段，中国目前正处在文化产业化、经济文化、网络文化、社区文化等文化研究的应用性阶段。虽然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几乎在所有大学成立，但文化学作为一级学科的正式出场还是任重道远的事业。对建立文化学一级学科的孜孜以求和殷殷关切，正是文化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无可厚非，建立文化学(或文化学科)一级学科正像建设人文学(人文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一样，是人类追求作为“证明了的真的信念”的知识的确定性的逻辑使然。但如果把文化现代化仅仅限制在一门学科建设上来，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无异于瞎人摸象。而事实上，文化现代化无论从逻辑架构还是本真内涵上，要远远大于文化学学科的定位。
      二、围绕“文化自觉”展开
    自从北京大学的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率先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文化自觉”对文化现代化作了大量深人地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费氏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所谓“自知之明”，“也就是既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认识其他的文化”，从而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奔教授追随“文化自觉”思想，指出要达到“文化自觉”，应以中国像闻一多、冯契等学者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的实践动态观。很显然，刘奔教授是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层面上立言的。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教授则站在时代精神高度，以生存论人学眼光扑捉到文化自觉与文化焦虑的内在矛盾:“当人类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外在的、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内在的、自我生成的眼界回归。而这是历史精神的了不起的飞跃。这样一来，文化的自觉就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的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当然，文化的自觉不仅仅是一个平和的理论推演的问题，而首先是20世纪现实的、焦点性的生存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焦虑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
    “文化自觉”的深人展开和研究，对于文化现代化在“准意识”形态层面的推进从而达致人们的“心灵觉知”很有建树，然而，其对属于当代文化“软实力”(包括游戏技术、动漫产业等这些软技术)的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思考不够，或者说，文化自觉没有真正与市场经济发生互动(因为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结果必然是“启蒙的自我循环”与“防御性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文化自觉的真正盲点。
      三、从价值或伦理视角契入
    此一派学者主要围绕“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与“核心价值”展开对话的。根据论者对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是否存在的回应，又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以刘奔教授和沈湘平博士(北师大)等为代表的反方与以赵敦华教授(北大)、万俊人教授(清华)和尹树广教授(黑大)等为代表的正方。反方基于“全球化兴西方化”信念和对“政治陷阱”的强调，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在国际范围流行的很有政治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这种思潮搞昏了头脑，就会把实际上有鲜明阶级性和特定政治内容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误信为是各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都理应接受和遵循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正方虽在达致普世价值的路径上似有差异，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对于普世价值与全球伦理的坚守。譬如赵敦华教授〕提出“六项可能性条件”来达致普遍伦理(普世伦理);尹树广教授困则坚持“生活世界”是普遍共识的来源，从“生活世界”中寻求共识的价值维度。至于“核心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讨论中。

    从文化现代化着眼，可以断言，坚守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是大视野下以认可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能动的主体及其自主发展的可能空间为标尺，是“文化整体性”意义上的生态本位、生存木位、公共本位和实践人类学本位基础上的“需要”表达和“选择”表征;质疑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则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权衡、取舍与定夺。而“核心价值”的言说逻辑则基于认可地服从，内在地指向民族文化认同。“这样一来，作为哲学研究者的我们就会在现实层次和学术层次上，分别面对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方面—处在现实层次之上是分别代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它们分别主张‘全球化’和‘地方化’);而处在学术层次之上的，则是分别主张‘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普遍伦理’和‘特殊伦理，’)的学术思想派别”。
    如果说争论与分歧可以暂且“悬搁”，那么，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的关系却必须得以澄明，而旁涉这一关系的篇什却是寥寥无几。进一步，社群文化对普世文化的挑战、取代，大有东风压倒西风的征兆，从而使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以上所有对话都是文化现代化层面上的“同构对应”关系，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真正的学术自觉、话语杂乱、实际可操作性不及。
        四、取“文化认同”视角
    在肯定本质上属于“斯芬克斯之谜”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与“身份”“同一律”逻辑一致的基础上，崔新建教授[‘J(北师大)指出，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问题受到人们关注，是伴随现代性及其引发的文化危机而出现的。他的结论是:现代性昭示了文化认同的真正根源。而韩震教授 (北师大)则认为:文化认同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相遇从而使文化认同成了个问题，另一方面，各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促使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不断滋生和衍化出新的对抗因子。他预言到，全球化和现代性越是深人，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越是彰显。至于周宪教授(南京大学)对文化认同的反思，则完全从美学和文艺学角度着眼的。
    以文化认同视角切人文化现代化之言说，确实触及到文化机理的要害和文化现代化的最大现实症结，给人们以惊醒。但是，文化认同自身的局限可能导致人们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孽生。文化认同向心力过度增强之际，文化的生态平衡势必遭到破坏。
    五、寻求新的文化研究方法论
    赵汀阳教授 (社科院)把目前为止，人类对文化研究的模式划分为三类:人类学模式、跨文化模式、文化批判。人类学模式主要是对“其它”(非“他者”)文化的描述，是其它生活“样法”的出场。但是，“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文化会完全脱离开政治吗?文化现代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嫁接”等等，成了人类学模式无能为力的事情。
    跨文化研究模式隐含着“前判断”和“偏见”，即使能客观公正地加以文化“比较”，也只能是一般的文化标签，结果必然是文化“观光”意义上的实践，文化现代化依然不能落到实处。因为文化“比较”或者文化的价值评价确实是个问题，即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绝对主义问题。文化相对主义按照“不可通约”逻辑过分强调民族文化自性;而文化绝对主义极力推崇现代性与全球化逻辑从而失却文化本有的内在张力。二者共同的后果是文化自性的式微与方法论立场上的“一切都行”态度。
    文化批判模式似乎是我们最能接受最被认可的方法。且不论其“批判有余、建设不足”的后现代无原则气质和“批判的消费化”倾向之蔓延，单从时下流行的三种批判路径看，也不无遗憾。马克思的“经济一社会”批判模式和福柯的“知识/权力”批判模式，潜藏的“危机”是“文化革命”和文化“政治化”必然;尼采的“价值堕落”模式不严格地讲，也仅仅是“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
    因此，文化现代化如何在理想与现实、“公域”与“私域”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环境和个人行为之间达成“共赢”，包括文化之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实体与象征、新与旧、理论与实践、民族性与全球性等层面真正实现“统一”，成为文化现代化巫待寻索和深人思考的实践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换言之，文化现代化正是由一系列实践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所架构并不断创制。这一创制过程，从学理层面看，就是现代性问题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可以断定，这两个问题注定成为文化现代化问题回避不了且必须深刻照面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命题。